臺灣酒駕防制

社會關懷協會通訊

第五十二期

2024.08

臺灣酒駕防制社會關懷協會

臺灣酒駕防制社會關懷協會自2013年12月07日成立至今邁入第11年。

本會結合社會力量，以NGO永續經營模式成立，致力於酒駕防制宣導、敦促酒駕修法、監督中央到縣市酒駕防制政策施行成效、酒駕型態之調查分析與研究、協助酒駕受害者與家屬之法律關懷事項等，積極降低酒駕危害，為國人交通安全與安定社會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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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艾肯的自傳回憶，當時會議室內有不同的意見。有一個人發言認為紐約絕不會改變認罪協商諸法，因為代表酒駕者的辯護律師是一個如此強大的遊說團體。在艾肯看來，認罪協商是律師們賺錢的快速法門，而進入審判要花錢、花時間。反酒精成癮運動者寫了一封信給當地報紙，指出以重罰手段來對付酒精成癮者是緣木求魚，因為這些人生了病。她也反對會議上提出的另一個想法—在報紙上公布酒駕者姓名—因為那些被點到名的人會因此被人看輕【註39】。

      不過，話已經傳開了，而此時命名為「驅逐酒醉駕駛」的這個小團體開始有更多人加入，尤其是在1978年2月舉辦第一場新聞記者會之後。艾肯自己就是新聞人，知道如果她這個翅膀還沒硬的團體想要存活下來，媒體的關注有多麼重要。

      最後會加入驅逐酒醉駕駛運動的那些人，有很多是本人或親友發生過酒駕車禍。當然，受害者一詞一點都不直白，尤其是當有人在車禍中死亡時。遠從胡克和葛瑞維特那時起，人們往往覺得受害者是酒駕者本人，因為他們被詛咒餘生都要活在罪愆之中。艾肯和她的同事試圖要翻轉這個觀念。他們沒有淡化酒精成癮的嚴重性或過失致人於死的心理後遺症，而是主張正義幾乎不曾在酒駕案件中得到伸張。社會需要更關心躺在病床上和停屍間的「真正」的受害者，而當積習難改的酒駕者一再獲准回到街上，同樣需要關心的還有潛在的車禍受害者。

      艾肯很快便做出結論，對企業而言，最重要的是壓力。「壓力是唯一有用的策略，」她寫道：「而且這壓力必須被認為是來自選民。」艾肯說自己是頭鬥牛犬，倒也相去不遠。有個同事形容她是「毫無疑義的頑固、難纏、不讓步」。

      「驅逐酒醉駕駛」規模逐漸擴大，憑藉法庭監督、不屈不撓地寫信和打電話給議員和法官、持續在阿爾巴尼和其他重要都市進行遊說，以及新聞記者會，而組織成員心目中已經夠痛苦的個人和家庭所遭受肆無忌憚的不公不義，經常就在記者會上公布。「驅逐酒醉駕駛紐約州分部已經收集到的案例中，對於拒絕化學性吐氣檢測，或一直合乎法規但駕駛紀錄糟糕透頂，且曾酒醉駕駛罪定讞的駕駛人，［機動車輛部］花了6星期到15個月才吊扣或吊銷他們的駕照」 艾肯寫信給紐約州機動車輛部部長：「我們希望不必引起公眾對機動車輛部在此一領域不良紀錄的注意。」 她在1981年告訴《時代雜誌》：「去年，紐約平均每一個酒駕者支付12美元罰金，而那些在非許可季節殺鹿的人得付1,500美元。」【註40】

      到了1983年，「驅逐酒醉駕駛」已經在30個州有了超過130個分部。但最先取得成果的是艾肯的家鄉紐約州。這個團體很快就學到，堅持與義憤可以獲致實質成果。1979年，四十項有關酒駕的法案送進了紐約州議會。沒有一項通過。有一名議員助理告訴艾肯：「你無法為道德立法；在美國，人們喜歡喝酒，也愛他們的車。」【註41】

      但1980和1981年通過了十三項法案，這顯然是「驅逐酒醉駕駛」努力所致。「驅逐酒醉駕駛」除了一般策略之外，也針對州議員在酒駕立法上的投票紀錄製作評分表。接著還有守夜活動。1981年10月，「驅逐酒醉駕駛」的代表，包括成員中為數眾多的神職人員，連續十一天堅守在州議會表決會場外，拿著照片、標語，以及二十英尺長的布條，列出阿爾巴尼地區過去十八個月期間被酒駕者撞死的人姓名。

【註39】出處同前，4.
【註40】出處同前，5,245;Doris Aiken to DMV Commissioner Melton, 1980, RID Papers;”Law;They're MADD as Hell," Time, August 3, 1981, accessed July 28,2009, www.time.com/time/ magazine/article/0,9171, 949291,00.html .
【註41】Doris Aiken to the author, July 20, 2009.另見Peggy Mann, Arrive Alive (New York: Woodmere Press, 1983),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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