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酒駕防制

社會關懷協會通訊

第六十三期

2025.07

臺灣酒駕防制社會關懷協會

臺灣酒駕防制社會關懷協會自2013年12月07日成立至今邁入第12年。

本會結合社會力量，以NGO永續經營模式成立，致力於酒駕防制宣導、敦促酒駕修法、監督中央到縣市酒駕防制政策施行成效、酒駕型態之調查分析與研究、協助酒駕受害者與家屬之法律關懷事項等，積極降低酒駕危害，為國人交通安全與安定社會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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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杯裡的謀殺

運動的成熟與分裂

        所以，為什麼酒駕成了美國人（及歐洲人）如此一面倒加以關切的交通違規？根據古斯菲爾德的說法，實際的狀況並非客觀的事態評估，而是「道德與秩序的一齣戲碼，用以解釋汽車意外與死亡。」【註8】由於對過量飲酒與酒醉的文化信念，以及美國人傾向於歸咎個人行為，而非助長此種行為的社會因素，一個「威脅『無辜』之人」、以「酒醉殺手」得名的神秘角色就此現身【註9】。即便還有很多因素導致車禍、很多人喝酒開車並未造成傷害，而且酒醉駕駛最常害死的是他們自己而非他人，但萬惡的酒駕者已經成了交通安全世界裡無人能及的大惡棍。

        古斯菲爾德本人對這種情況又是怎麼想的呢？這一點經常是撲朔迷離。在1974年的一場研討會上，他因為民眾對於酒精相關死亡事故沒有強烈抗議而表示失望。他回想起聲名狼藉的反酒運動者，開玩笑地說：「凱芮．內申（ Carrie Nation，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堪薩斯州基督教婦女禁酒聯合會成員， 以一手斧頭、一手聖經強迫酒店關門而聞名），我們需要妳， 妳在哪裡？」【註10】

        但到了1980年代，古斯菲爾德的興趣主要在於證明事實之多重建構，遠過於對事實的評斷。舉例來說，他語帶讚許地談到哈登筆下以流行病學為基礎的交通安全新典範，因為這個新典範引發人們質疑全安會那套老舊的道德主義和法條主義式反酒駕路線。但他警告，之前的「不安全駕駛人」假說是一種社會建構，而「不安全車輛」的假說也不遑多讓。又有一回，為了把事實乃社會建構的論點解釋清楚，他甚至看似怒氣沖沖地說出「公共討論之中少有支持酒駕者一席之地。」古斯菲爾德最後的結論是：道德判斷和利益團體政治，終將主導反酒駕這種社會運動的策略。這類社會運動是至關重大的「公共象徵」，即使其信條與策略的科學效度並不充足【註11】。

        羅斯當然贊成古斯菲爾德，但他比較像一個傳統社會學家，而非社會建構論者。羅斯在哈佛大學拿到他的社會學博士學位，歷練過法學和犯罪學的領域而進入酒駕研究。例如，他有一本談庭外和解的書，檢視了社會過程如何導向經常違反法律形式規則與條文的「行動之法」（law in action）。

        羅斯最著名的酒駕研究走的是國際路線。他研究了1967年的「英國道路安全法案」，也研究了斯堪地那維亞諸國持續不斷管控酒駕的努力。具體來說，羅斯質疑的是從事該領域工作者神經反射式的信念：那種嚇阻方式如果實施得夠聰明、夠廣泛，就會降低酒駕率及傷亡人數。他尤其質疑藉由監禁這類策略來加重懲罰，他相信這麼做並無嚇阻效果。事實上，嚴刑峻罰一旦疑似「超過既有的公正性標準」，甚至有可能弔詭地降低起訴酒駕者的意願【註12】。

【註8】Gusfield,Culture of Public Problems,82.
【註9】出處同前，41,174；Gusfield," Control of Drinking-Driving," 120.
【註10】Joseph R. Gusfield, "Remarks," in Room and Sheffield, The Prevention of Alcohol Problems, 116-18.
【註11】Gusfield, Culture of Public Problems, 174; Gusfield, "Control of Drinking-Driving," 120.
【註12】H. Laurence Ross, Settled Out of Court: The Social Process of Insurance Claims Adjustment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1970); H. Laurence Ross, "Reflections on Doing Policy-Relevant Sociology: How to Cope with MADD Mothers," American Sociologist 18 (Summer 1987): 17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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