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酒駕防制

社會關懷協會通訊

第六十期

2025.04

臺灣酒駕防制社會關懷協會

臺灣酒駕防制社會關懷協會自2013年12月07日成立至今邁入第12年。

本會結合社會力量，以NGO永續經營模式成立，致力於酒駕防制宣導、敦促酒駕修法、監督中央到縣市酒駕防制政策施行成效、酒駕型態之調查分析與研究、協助酒駕受害者與家屬之法律關懷事項等，積極降低酒駕危害，為國人交通安全與安定社會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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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酒駕議題

酒杯裡的謀殺

反酒駕媽媽接掌大旗

       雷根跨足反酒駕運動，突顯了該運動最初的成功之所以如此驚人的另一個理由：把進步派和保守派團結在一起。 反酒駕運動很顯然是崛起自消費者運動、女性主義和1970年代以爭權益為出發點的運動，但也與雷根時代試圖透過刑法制度來整頓社會議題的法一致，作家、也是法學教授賽門（Jonathan Simon）稱之為「以刑治國」。

      除了指派酒駕問題專責單位之外，雷根也指派了犯罪問題專責單位，以熟悉的用語把對於犯罪的漠視稱之為「國恥」。解決犯罪率問題的具體作為包括「向毒品宣戰」，1986年聯邦的「反藥品濫用法案」為其最大成果，該法案的目標是加強取締毒品和提高毒品相關犯罪的罰則。

      這一條路線實際上是從「反酒駕媽媽」表親團體「家庭動起來」（Families in Acition，日後的「無毒青春全國家長聯盟」［National Federation of Parents For Drug-Free Youth］）的成立開始，這個團體是由擔心孩子接觸到古柯鹼及其他危險毒品的家長所組成。南西．雷根「對毒品說不」的反毒口號靈感就是來自於這個運動。在1980年代越來越常被例舉批判的社會問題，包括了家庭暴力和孕婦飲酒或吸毒【註68】。

       東北大學社會學者瑞納曼（Craig Reinarman）在他1988年那篇討論「反酒駕媽媽」發展史的文章中主張，該組織的議題設定「呼應著雷根治國方針的道德性、政策意識形態和社會控制策略，以及右翼的復興。」酒駕管控的相關人士對此一評價有不同的見解，他們認為自己的努力大體上是無關政治。不過，可以合理得出的結論是：「反酒駕媽媽」 一開始把重心放在懲罰並嚇阻個別的酒駕者—而不是針對造酒業之類—這一條路線與政治光譜上的保守派比較契合。

      強調受害者權益也是如此。就像雷根所蔑視的「福利金媽媽」，酒駕者濫用這套制度太久太久了。真正的受害者是奉公守法的平凡美國人，他們繳了稅、被酒駕者撞了，理當得到認可、甚至補償【註69】。正如維吉尼亞州一位對於酒駕罰則寬鬆感到不快的婦女所質疑：「受害者和他的家人什麼時候才會被當成『好人』呢？」【註70】這個時刻已經到來。

       到了1985年，媒體大聲宣告反酒駕運動成功，尤其是「 反酒駕媽媽」已經成為最大、能見度最高的組織。正如《時代雜誌》報導，酒駕造成的死亡人數比1980年減少32%，從每年大約25,000人減少為17,000人。全國各地都在進行改革，包括邁阿密和洛杉磯有特別的酒駕專責單位、禁止特價時段、針對運動賽事和大學校園販賣啤酒設限，以及高中生無酒精畢業舞會，這種舞會通常是由「反酒駕學生」各地分部贊助，這是此前幾年崛起的另一個組織【註71】。「驅逐酒醉駕駛」和「反酒駕媽媽」都繼續指導數以千計的受害者及其家人，在酒駕相關車禍起訴前和起訴期間要如何主張自己的權利。

      歷史學者瑪斯托（David F. Musto）在撰寫於1982年的文章中，稱「驅逐酒醉駕駛」和「反酒駕媽媽」所帶來的改變為「1933年禁酒令廢除以來，反酒派最重大的一次攻守交換。」關於酒精的道德觀在1980年代有何改變，一個很好的指標就是電視和電影對酒醉這件事的描寫。

       英國演員達德利．摩爾在1981年的電影《二八佳人花公子》（ Arthur）扮演一個可愛的醉漢，迷倒了觀眾，但1988年的續集豬羊變色，《華盛頓郵報》挖苦續集「差不多和酒精成癮者發誓一樣好笑」。「如果《二八佳人花公子2》 有任何意義的話，」這名影評人寫道：「就是在預告日後電影裡快樂醉漢之死。」酒駕也非常不受歡迎。佛斯特．布魯克斯這位喜劇演員在電視上扮演喝醉酒的班機駕駛，喜歡開玩笑說自己是「酒醉駕駛名人堂」創始會員。但這樣的俏皮話，一旦和有血有肉、死於酒醉駕駛輪下的兒童影像擺在一起，就不再好笑，而布魯克斯也的確在1980年代中期悄悄讓他的醉漢角色逐步退出螢光幕【註72】。

      因此，當美國首屈一指的藝人、《今夜秀》節目主持人強尼．卡森在1982年2月28日星期天稍早被控酒駕，這是重要的一刻。卡森外出晚餐時，被測到血中酒精濃度0.16%，比加州的上限0.10%高出許多。3月2日星期二，他在事情發生後首次錄節目時，忍不住開了個玩笑。當他的搭檔麥克馬洪說「歡迎節目主持人強尼」，卡森帶著一個打扮成警察的演員出場，這名演員一副不想讓卡森自己一個人上舞台的樣子。觀眾群起鼓譟，卡森請求在場觀眾當他的品格證人。

      但玩笑就此打住。卡森很快就變得鄭重其事並宣佈：「我對此事件感到懊悔，而我要告訴你們一件事—你們再也不會看到我這麼做了。」而2005年過世的卡森顯然是不曾再犯【註73】。

      一場社會運動成功與否的標準，不只在其初期的勝利，也在其延續力道與推廣程度。反酒駕的支持群眾到底規模有多大、投入有多深？這場運動強調道德、嚇阻與懲罰，這樣是確保了持續的進步，抑或內部的分裂？

【註68】Jonathan Simon, Governing Through Crime: How the War on Crime Transformed American Democracy and Created a Culture of Fe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Kevin A. Sabet, "The 'Local' Matters: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ension Between Federal Drug Laws and State and Local Policy," Journal of Global Drug Policy and Practice 1 (2006), accessed February 5, 2010,www.globaldrugpolicy.org/ 1/4/3.php .
【註69】Craig Reinarma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an Alcohol Problem: The Case of Mothers Against Drunk Drivers and Social Control in the 1980s," Theory and Society 17(January 1988),91-120.費爾和渥鄂思不同意瑞納曼的看法。見Fell and Voas, "Mothers Against Drunk Driving," 200.
【註70】Linda C. Fleet, "What Should Be Done about Drunk Driving?" Washington Post,March 30, 1981, A18.
【註71】John Leo, "One Less for the Road?" Time, May 20, 1985, accessed July 1, 2008,www.time.com/time/ printout/0 ,8816,956316,00.html .
【註72】David F. Musto, "Tower Flap Another Sign Alcohol's on Way Out," Houston Chronicle, March 8, 1989, 15A; Desson Howe, "'Arthur': A SADD Sequel.” Washington Post, July 8, 1988, N30.影評人覺得，2011年重拍的《二八佳人花公子》差不多一樣「乏味又無聊」。見A.O.Scott,"A Lush Life,with Nanny on Board," New York Times, April 18,2011, C10.
【註73】Dorothy Townsend, "2 Counts of Drunk Driving Charged to Johnny Carson," Los Angeles Times,March 3,1982,A2.卡森不做抗辯，獲判三年緩刑與603美元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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